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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國十條的“經濟學意義”

發布時間:2019-06-20 18:12:46


  《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》,在保險業的千呼萬喚中出臺了。這個被業內俗稱為“新國十條”的中央政府文件,既有“務虛”的高度,將保險業定位于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;也有“務實”的廣度和深度,在商業保險參與社保體系、承接政府社會治理職能以及發展農業保險、巨災保險、責任保險、科技保險等諸多領域,都有詳盡的實施目標。


  與上一個“國十條”(《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》)相比,新國十條確實實了許多。難怪業內人士普遍將其視為保險業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“政策紅利”。相信對保險業今后的發展一定會起到很大的“杠桿作用”。不過,各種業內聲音匯總起來,可能存在一個很大的認識誤區,就是有些人自覺不自覺地從宏觀經濟學角度來看待“新國十條”,把它當成是國家對保險業一次“擴大內需”的措施。


  假如我們把文件中各種利好保險業的政策疊加起來看,會發現,其中“政府需求”這個杠桿無疑是最大的一根。從這個角度看,它似乎有一些凱恩斯主義的影子: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,擴大政府需求,來拉動經濟增長。凱恩斯主義是一種應對經濟波動的短期刺激措施,不可常吃多吃,否則對身體不利。2008年,面對全球金融危機,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的經濟刺激政策,配合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和七大戰略新興產業發展計劃,雖然迅速擺脫了危機的影響,但卻種下了產能嚴重過剩的苦果。中國經濟當下所面臨的困難局面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產能過剩。


  基于此,盡管各方不斷提出“擴大內需”的經濟訴求,本屆政府堅持“穩增長、調結構”的政策目標不動搖,更多著眼于局部性的“微刺激”手段;而之所以在慎用具體產業擴張政策的背景下,對保險業發展采取行政干預措施,看重的恰恰是保險業對各行各業的“杠桿作用”,看重的是保險業社會“穩定器”和經濟“助推器”的作用。但是,能不能很好地發揮這幾個作用,是需要保險業界深思的。


  事實上,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結構調整矛盾,在保險業內部,同樣存在。“粗放式發展”“同質化競爭”“重規模、輕效益”“重理財、輕保障”無不反應出當前保險業發展的結構問題。這種結構問題不會通過政府需求的擴大而得到改變。如果因為新國十條對保險業“擴大內需”的效果,掩飾或推遲了保險業內部結構性矛盾的解決,不免會令人產生遠憂。


  新國十條提出,要讓“保險成為政府、企業、居民風險管理和財富管理的基本手段”。政府需求可以通過政府這只手本身來推動,對保險業來講,對接起來不會是很大的問題;但是對企業、居民的需求而言,主要得靠市場這只手來推動。國家再重視保險業,買不買保險還是由老百姓和企業自己決定的。即便是文件在某些方面給出財稅政策支持,如健康保險稅收優惠和個人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。但催化劑畢竟只是催化劑。


  作為衡量一個國家保險業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,中國目前的保險深度不僅遠不及發達國家,也落后于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,新國十條提出到2020年,中國的保險深度達到5%,這恐怕也主要取決于保險業對市場需求滿足程度的提高。保險業,常常一方面宣講中國的保險發展空間巨大,另一方面又抱怨老百姓對保險了解不夠,甚至有這樣那樣的誤解。這其實才是保險業面臨的最大結構性矛盾。


  面對新國十條,保險業當然需要及時抓住其中一些顯見的政策機遇,但這之外,更須重視的是,認真系統地研究老百姓和企業的潛在需求、有效需求,讓商業保險的供給與市場的保障需求更加充分有效地對接,惟其如此,新國十條才會發揮其真正的價值,體現其更長遠的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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